宁远河畔，三亚抱古村凭借丰富的水资源，以莲花产业闻名。花开时，整村浸在一片粉白嫣红的花海之中，风过处，莲香伴着水汽弥漫开来。

　　俯瞰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抱古村，宁远河蜿蜒而过。黄彦霖 摄

　　但即使是村民，也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片美丽的土地下，沉睡着更古老的故事。1957年，村旁的两处遗址——沟口遗址与河头遗址被发现，无声诉说着远古先民与河流的羁绊。

　　如今，两处遗址地表已无明显遗物、遗迹。但我们对源头的追寻，并未因此而结束。寻江河之源，也探寻文明之源。在一次次的寻找中，挖掘可能的答案。

　　选址：适应自然的智慧

　　1957年的夏季，像往年一般悠长热烈，宁远河水静静淌着，如千百年般波澜不惊。

　　那是对大多数抱古村村民都极其普通的一天，直到一群“特殊访客”的到来，他们对寻常琐事不感兴趣，而是前往宁远河旁，开始了文物勘察。

　　“两处遗址的发现，离不开这些千里迢迢前来的工作者。”三亚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陈琳介绍，这群“怪人”来自广东，前来海南开展文物普查。

　　这一点，在1958年9月发布的《文物参考资料》上亦有提及。在“一九五七年广东省文物古迹调查简记”一文中，作者写道：1957年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，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、省及市博物馆、中山大学、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、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大力协助下，完成了佛山专区、海南行政区、韶关专区的英德、翁源、清远、佛岗共四十一个县市的文物普查。

　　为什么选择崖州抱古村进行普查？或许因为这里是海南第四大河宁远河流经的地方。

　　在考古勘察界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惯例，人类的活动、定居离不开河流，因此勘察也多从河流周边开始，收获的概率更大。

　　这一“惯例”，在抱古村同样延续。

　　陈琳说，经过工作人员的细致勘察，两处遗址的真面目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眼前，因所在地位于抱古乡下辖的沟口村及河头村，两处遗址也因此而得名。

　　沟口遗址高出宁远河河面约15米，形成一个宽阔的台地，中间平缓，土地较为干旱，面积约1.2万平方米。

　　河头遗址东西长约150米，南北宽约50米，遗址东北至西南面为连片的水田，地面平坦，水源丰富。

　　从地理特征看，这些遗址均依托宁远河选址，多位于高出河面的台地、小山顶平腰或半山腰区域，既便于先民就近取水、开展渔业，又能避开河流洪涝，充分体现了早期先民利用自然环境的智慧。

　　器物：藏有精神的印记

　　寻常陶器，不过是生活里的一件普通器皿。但其从考古现场出土，便成了特殊的存在，成为寻求源头的“密码”。

　　每一个对文明源头心怀好奇的人，都会下意识地追问：使用陶器的人是谁？他们存在于什么时候？又过着怎样的生活？

　　这些问题，催促人们将目光对准脚下的土地、流淌的河流，去找寻，我们从何而来。

　　当年文物普查的细节早已模糊，但根据现有的出土器物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是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。

　　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，先民们因地制宜制作工具，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，这也从各地出土的器物中有所体现。

　　在草原地区，狩猎用的手斧和薄刃砍斫器较小，制作精致；适应于森林环境，加工木头的工具很发达，特别是重型的手斧、高背“刨刀”；河流沿岸及沼泽地带，如尖状器和网坠等捕捞工具较多。

　　“两处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磨制的斧、锛和打制尖状器。”陈琳介绍，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粗红陶为主，伴少量夹砂粗灰陶、黑陶，沟口遗址还发现带红色胎衣的夹砂粗陶斧残片。

　　陈琳认为，周边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网坠，直接佐证了宁远河流域先民“依河而渔”的生活场景；而斧、锛等工具则表明，当时已萌发原始农业，处于锄耕阶段，部分区域或向犁耕过渡，形成“农渔结合”的经济形态。

　　出土的器物中，陶器是较为特殊的存在。新石器时代，人们发明了制陶技术，这是旧石器时代所没有的。

　　这也意味着，当时的先民，已学会用陶器储存食物和水。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，陶器上，也藏有人类开拓精神生活的印记。

　　作为日常生活的直接载体，陶器留存着时代的技术特征、审美偏好乃至社会结构的线索——陶器的材质能反映当时的资源获取方式，纹饰可能暗含早期的信仰或文化符号，器型的演变则能折射出生活方式的变迁。

　　陶器上的信息，超越了实用功能的范畴，成为人类表达情感、寄托信仰、构建文化认同的尝试。

　　承载：理解文明的“活化石”

　　器物“出土”后，陆陆续续又有一批批人来到这片土地。

　　人们未曾忘记这里。“三亚市2020年做过不可移动文物调查，崖州区也做过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评估，对遗址类做过考古勘探。”陈琳介绍，如今两处遗址地表已无明显遗物、遗迹，但此前的考古勘探清晰呈现了地层结构，即第一层灰褐色表土、第二层黄褐色土、1.2米以下红褐色生土。

　　和多数青史留名的遗址相比，这两处遗址实在太普通。但它们却并不孤独。

　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宁远河周边还分布着卡巴岭、高村、大茅等同期遗址，它们和沟口遗址与河头遗址共同构成了一条沿宁远河展开的“早期先民聚居带”。

　　将目光越过宁远河，三亚另外两条长河：藤桥河与三亚河附近，也不乏遗址记录着先民在此留下的印记。

　　如海棠湾英墩遗址（沙丘-贝丘类型）、落笔洞洞穴遗址等，共同勾勒出海南新石器时代多元遗址体系，为厘清海南先民来源、解读河流在早期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提供重要依据，堪称理解海南早期文明的“活化石”。

　　有关两处遗址，仍然有诸多谜题未得到解答。宁远河畔或许还有不少遗址在地下沉睡，等待人们的探寻。

　　岁月流转，沧海桑田更迭不休。我们终将与草木同腐，归为青埂一抔。唯有江河奔涌，承载着文明的血脉，万古不息。后人或许会拨开烟霭，循着我们曾走过的路，在历史的脉络里，追根溯源。

　　原标题：

　　三亚抱古村旁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诉说先民往事——河语无声 静流藏史

　　记者：李梦楠

　　（编辑： 孙洁）